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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们在使领馆协调下改签回国。不是所有人都能当天走。航班座位有限,部分人要第二天。机场安排我们在候机区附近集中休息。那一夜,我几乎没睡。闭上眼就是高明那句「去了就发财」。还有林立的面包车、被收走的护照、机舱里周萌发白的脸。半夜两点,老梁坐到我旁边。他递给我一瓶未开封的水。「放心,机场买的。」我接过来,说谢谢。他沉默一会儿,忽然说:「我其实出发前就觉得不对。」我问:「那为什么还来?」他苦笑。「房贷,孩子学费,裁员名单。高明说这次不去,后面部门优化先考虑态度不积极的。」我没说话。因为我也是。我们都不是傻子。我们只是被工作、绩效、面子、集体和一点点侥幸,推着上了飞机。周萌也没睡。她抱着自己的包,眼睛肿得像核桃。她说:「南姐,如果你没站起来,我可能真的就跟他们走了。」我说:「不是我一个人。你也站起来了。」她摇头。「我当时腿都软了。」我看着她。「腿软也可以站起来。」这句话说出口时,我自己先愣住。因为我知道,我也是腿软着站起来的。第二天中午,我们第一批回国。飞机落地国内机场时,机舱里没有人鼓掌。所有人都很安静。安静得像刚从一场噩梦里醒来,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回到现实。出口处,我妈和姜桃都来了。我妈一看见我,冲过来抱住我。她一句话都没骂。只是抱得很紧,紧到我肋骨发疼。姜桃站在旁边哭,边哭边骂:「许知南你是不是有病?我让你别去你还去!」我说:「对不起。」她抬手想打我,最后也抱住了我。那天我们没有回家。直接去了派出所做笔录。我把所有材料交出去:聊天记录、承诺书、登机牌照片、视频、公司群截图、黑衣男人照片、机场问询记录。警方告诉我们,后续会联合多地调查,当天能确认的是证件被控制、行程与告知不符,以及电子签证批准材料背后的商务事由存在重大疑点。周总已经联系不上。公司办公地当天人去楼空。几台电脑被搬走,财务系统被删,连前台的盆栽都不见了。两个月后,警方从高明的电脑和境外接头人的聊天里恢复出一份按人数计价的接应清单,里面有我们三十七个人的姓名、分批车辆安排和通往北部边境地区的路线。另有两次较小规模的「海外考察」记录,已经被标成完成。那两批人都对家里说自己在境外做高薪工作,其中三人的家属报过失联;可他们出境手续齐全,线索此前一直没有被串并到这家公司名下。到那时,我们才知道,所谓跨境电商公司早在三个月前就开始空转。核心业务停了,工资却照发,甚至还招了几个新人。他们不是在扩张。是在筛人。筛年轻、听话、缺钱、对海外工作有幻想、对公司有服从习惯的人。团建只是一个漂亮说法。马尔代夫只是糖衣。真正的目的地,是一条看不见回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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